改革開放20年來，個體私營經濟從無到有，顯示了強大的生命力，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日益增強。1989年～1998年，私營企業戶數從9.1萬戶增加到120.1萬戶，平均每年增長33.27%;同期私營企業戶均注冊資金由9.27萬元增加到59.93萬元，年均增長速度為23.04%;同期私營企業從業人員從164萬人增加到1710萬人，年均增長速度為29.76%(注：張厚義。明立志主編。中國私營企業發展報告(1999)[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32-36.)。私營經濟已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私營企業主亦成為中國社會階層結構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私營經濟發展的過程，是一個利弊相伴而生的過程。私營企業主在努力追求利潤最大化的過程中，企業利益、他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往往難以取得較大程度的一致，許多私營企業存在經營行為不規范、用工行為不規范等問題。隨著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私營企業勞資關系中的矛盾與爭議不斷增多，一部分已演變成勞資沖突，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一私營企業勞資沖突的現狀

　　勞資沖突是指企業勞資雙方主體及其代表，在涉及到與勞動相關的經濟利益和其他合法權益時所產生的矛盾及其激化的外在表現形式。工人人身權利受侵犯、工資低、勞動時間過長、拖欠工資是導致勞資沖突的主要原因，而雇工人身和人格被傷害的現象也是引起勞資沖突的導火線。

　　(一)私營企業用工制度不規范。《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但在現實經濟運行中，侵犯工人合法權益的現象在私營企業中相當普遍，許多企業不與雇工簽訂勞動合同;有的即使簽訂書面合同，合同的格式、內容也極不規范，甚至包含與法律、法規相悖的條款;有的私營企業不依法履行合同，存在隨意辭退、解雇員工的現象。

　　(二)勞動關系雙方權益的嚴重不對等，雇工勞動時間長，勞動條件差。許多經營企業不實行八小時工作制，隨意延長勞動時間。1996年～1997年，北京市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和全國婦聯婦女研究所在廣東、浙江、湖北、遼寧4省的8個城市，調查訪問了40家私營企業的644位工人。調查結果表明，雇工平均每天勞動8.3小時，每周平均工作6.15天，休息0.85天，15.0%的雇工需要經常加班，一般加班在2小時以內的占48.3%，2小時～4小時的占44.9%(注：戴建中。我國私營企業勞資關系研究[J].北京社會科學。2001，(1)：14-21.)。許多企業實行計件工資制，工人為了多拿工資，寧愿加班加點，無形中延長了勞動時間。

　　相當多數量的企業不按規定配備安全設備，勞動條件惡劣，缺乏必要勞動保護設施。許多雇工在高溫、粉塵、噪音、有毒有害氣體條件下工作，更為嚴重的是一些企業的廠房車間消防設備差，火災隱患嚴重，致使惡性工傷死亡事故頻頻發生。

　　(三)拖欠工資現象嚴重，雇工正常的經濟利益得不到保障，很多私營企業不為雇工辦理各項社會保險。許多企業拖欠工資，以各種名義故意克扣工人工資或低于當初承諾的標準支付工資，有的企業甚至以逃避、搬遷等方式逃廢雇工工資。私營企業的社會福利保險待遇與公有制企業存在較大差距，很多企業不依法為員工辦理社會保險，雇員傷殘、疾病、失業以及養老都難有穩定的保障。

　　(四)一些企業管理人員以體罰、毆打等方式侵犯雇工人身權益。諸暨市的李字集團在2000年以前一直實行家庭式的“工頭管理”，在企業內部，工頭可以隨便打人、罵人、罰跪、扣壓工錢，最后引發了民工在浙贛鐵路坐軌攔車事件，影響了社會的穩定(注：沈錫權。李字集團從痛苦中蛻變[N].浙江日報。2001-12-04(8)。)。

　　(五)私營企業勞資沖突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經營，對企業的發展和社會的穩定有一定的負面影響。在合法的勞動爭議解決手段未被應用或不能有效發揮作用、雇工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障的情況下，勞資雙方之間的緊張狀態持續積累，當勞資雙方的糾紛發展到比較激烈的程度時，往往以怠工、罷工、暴力攻擊、游行示威、阻礙公共交通等形式表現出來，雇工借此釋放緊張狀態，即憎恨、憤懣、不滿等情感，針對的直接對象已不是雇主的侵權行為本身，追求的目標是為了引起政府的關注或一定的社會影響，使自身正當權益得以實現，或者僅僅是泄憤、報復。怠工、毀壞勞動設備等行為影響了企業的正常生產，如涉及范圍較大則會影響當地經濟的發展。對雇主進行人身攻擊、群體性暴力事件、游行示威、阻礙公共交通等行為會引起一定范圍的社會恐慌或社會波動，影響正常的生活生產秩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壞社會秩序，從而影響了社會的穩定。

　　二私營企業勞資沖突的成因

　　由于部分私營企業主片面追逐利潤，不惜損害雇工的合法權益，導致勞資糾紛乃至勞資沖突頻頻發生。勞資雙方在私營企業內部地位的差異、私營企業外部的社會經濟環境等因素導致了私營企業勞資雙方力量的差異。私營企業雇工的弱勢地位是其合法權益受侵害的主要原因。

　　(一)勞資雙方的社會地位不同。私營企業主是指占有生產資料(工具、設備、房屋、土地、獎金等)，并以此占有扣除全部生產費用、稅費之后的純利潤者。私營企業主階層是隨著改革開放逐漸發展起來的社會階層，截至1999年底，全國私營企業共有150.9萬戶，共有投資者322.4萬人(注：國家統計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0[M].中國統計出版社。2000，139.)。私營企業主主要依靠經營管理勞動獲取生活資料，其擁有的私有財產在社會再生產過程中不停地運轉，與公有財產一樣發揮作用，共同構成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和綜合國力。私營企業主階層的社會貢獻，最為突出地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安排勞動就業，維護社會穩定;二是創造社會財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注：陸學藝主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M].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236- 237.)因此，私營企業主是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是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變的先行者和推動者。

　　在經濟地位逐漸提高的同時，私營企業的政治地位也逐步提高。江澤民同志指出，私營企業主中符合黨員條件的優秀分子可以吸收到黨內來，以“增強我們黨在全社會的影響力和凝聚力”。許多私營企業主或積極要求入黨，或已成為各級人大、政協委員，他們參與政治的意識十分強烈。

　　雇工是指不占有生產資料，受雇于企業主并依靠自身的體力、腦力勞動獲取工資者。私企的雇工大部分是農民工或失業、下崗工人，是社會的弱勢群體，社會地位不高。在分割的城鄉二元經濟體制下，農民的收入偏低，沒有社會保障，對社會政策制定的影響力很小。從公有制企業中分離出來失業、下崗工人大多是年齡偏大、文化層次較低、擁有技術較少的普通工人，由于企業效益差，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較低。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私企雇工也是工人階段的一部分，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主人，但由于他們的收入在整個社會中處于中下水平，且處于政治權力的邊緣，因此，他們在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的分布中處于中下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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