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三五規劃建議》提出漸進式延遲退休年齡政策。這一改革的背景是快速少子老齡化嚴峻態勢下，養老金有負擔過重甚至入不敷出的潛在風險。這一政策的初衷是希望通過延退，來延長養老保險支付期，縮短養老金的領取期，平衡收支關系以緩解養老金危機。

　　退休政策改革的聲音早就出現，與民意產生了碰撞，也遭到不少非議。大家既擔心養老權利得不到保障，也憂慮退休權利得不到落實。

　　無疑，民心向背是考量一項公共政策合理與否的重中之重。政府理應將人民滿意不滿意、擁護不擁護作為政策制定和實施的出發點和歸宿點。所以，實施延遲退休政策成功的關鍵是在多大程度上體察了民情、尊重了民意和保護了民權，這也是落實以人為本發展觀的具體體現。合理的延遲退休政策或制度需要考慮行業職業的差別性、退休意愿的選擇性和延退行為的激勵性，同時淡化強制性、逼迫性和對抗性，這是漸進式改革成功與否需要高度關注的幾個方面。

　　首先，這一政策在不同行業和職業之間要體現差別性，避免一刀切的剛性做法。根據行業職業的特點以及對勞動力的能力要求不同，差別化設置退休年齡的起點(可以退休)和終點(必須退休)，或者“初始退休年齡”有早有晚，“終極退休年齡”趨向一致。對一些危險的、重體力的特殊行職業允許早點退休，避免產生相對被壓迫感和被剝奪感，當然也可以晚點退休，如果個人有延退意愿且尚有工作能力又符合工作需要的話。

　　其次，這一政策在退休年齡上應該設置彈性空間，以體現意愿的選擇性，彰顯公民的退休權利。換言之，法定退休年齡實際上是由“初始退休年齡” 和“終極退休年齡”共同界定的“區間年齡”。延退制度可以根據潛在退休者個人的健康狀況、家庭條件和人生規劃自主表達退休意愿、選擇退休節點，早退或者晚退均具有合理性和合法性。如果一個制度能內在擁有柔和的力量來中和強制性色彩和剛性的安排，無疑夯實了以人為本的倫理基礎，必然贏得民心民意支持。在這個意義上，雖然延退制度是應對少子老齡化挑戰不得已為之的策略，但依然可以通過尊重民意爭取公民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以期在具體實施和操作過程中形成制度的執行力，獲取最大的成功。

　　再次，政策應在薪酬制度上體現對延退的激勵性，以利益預期來驅動延退行為符合經濟人的理性假設，體現以市場規律作為基礎性調節機制的改革要求。要讓延遲退休政策不僅“看上去很美”，而且“做起來有效”，就必須善用經濟杠桿原理、利益導向機制來引導退休行為。在薪酬體系和退休待遇上體現“早退少得、晚退多得”的原則，合理的激勵功能一定會驅動退休年齡延后。這在率先實踐延遲退休的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取得不少成功經驗。當然，改革要取得成功，在根本上要與“健康中國”、“人口健康”和“健康老齡化”戰略相互呼應和配合，將延退政策可持續地建立在退休者支持而且勞動力健康的基礎之上。(作者是北京大學人口所教授)